增加学生负担,也是一种捧杀

作者: 教育资讯  发布: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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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校园

近日, “2018年北京高考理科平均分前十名学校”在网上疯传。同时,在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的优化以及素质教育的推进上,也应该继续发力,如此才能与严禁炒作成绩排名形成共振,合力提升社会对教育与考试的理性认知。

2019年的北京中考已结束,据媒体报道,不少学生感觉数学试题偏难,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引发网友吐槽。有人说太难,这增加孩子负担,不得不去上培训班;也有人说难得好,这是培养人才的需要,体现了重视理科基础学科的导向。而今年高考结束后,数学难也一样上了热搜。

“考试的时候还在发烧,完全没想到能考到全科满分,还有点激动。”昨天上午,本市中考成绩出台,北京十二中初三年级2班的姜海洋同学获得全科580分满分的成绩。这也是近年来首次中考出现满分。(7月3日《北京青年报》)

选择题最大的缺点就是效度较差,既考查不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也考查不到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最近一位老师在安心校园的平台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近日,“2018年北京高考理科平均分前十名学校”在网上疯传。对此,包括北京四中、北京八中、人大附中等北京十所中学联合声明,称此信息不实。

其实,从中高考的命题看,每年试题的难易程度都是在变化的,只是因为社交媒体的过度解读,让这成为公共话题。按照当前的中高考考试招生制度,减轻学生的负担,或者重视学生的学科素养培养,很难通过调整试题难度实现。必须通过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把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也才能重视学生的个性和学科素养培养。

即便不在中高考这种场合,出现全科满分也是很罕见的“偶然”事件,但在不少媒体的报道和考生以及其父和学校老师的反应中,这种“偶然”却成为了“必然”,让人不禁为他们的“飘飘然”捏一把汗,而不少媒体的推波助澜更让人为之忧虑:因为,过度美化的后果,不仅不利于教育生态大环境的构建,还有违事情的真相,对考生也是一种捧杀。

考试的主要目的是测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业成绩,而非评卷、阅卷、打分的便利

从数年前开始,教育部就要求各地淡化乃至禁止中高考成绩排名。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通知,对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再次提及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各地方教育部门也先后发布具体细则进行跟进。

再者说,今年的中高考数学究竟难不难,不能只听少数人的感慨。北京今年中考人数有6.8万人,高考使用全国Ⅰ卷的10个省份,考生有几百万之多。在社交媒体炒作“数学难哭学生”之后,很多人真以为今年数学难得不得了,并认为高考分数线会大跌。可从最近各省公布的各批次控制线看,分数线有所下降,但基本与去年持平,大多只下降10分左右,而这是很正常的浮动变化。

在中高考这样的重大考试中,所有考试都拿到满分说白了就是小概率的偶然事件,客观试题还好说一些,但像语文等主观性较强的试题拿满分,一要靠临场发挥;二也要看阅卷方式和阅卷老师。而随着北京近年来中考改革的推进,难度系数也普遍降低,这些都给一些优秀生拿满分创造了可能条件。即便如此,全科拿满分的可能也有很大的偶然性,把偶然说成必然,甚至把考试时发高烧都炒作成拿满分的有利因素难免有违常理,从长远看,也并不利于对事物的客观认识和学生自身的成长,对此,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都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而媒体也没必要借题发挥,理应发挥引导的功能才好。

对所谓标准化考试的误解和滥用,引起中考、高考(精品课)等升学选拔考试的试题结构、题型和内容等固化、僵化和模式化

从现实反馈看,近年来无论是媒体对高考成绩排名的关注,还是“状元”的社会话题度,整体上都明显有降温趋势。但依然有个别机构发布所谓的“2018年北京高考理科平均分前十名学校”,这提醒我们在网络传播时代,还是要警惕一些机构或自媒体打着高考成绩排名的幌子消费社会焦虑。这次排名出现后,北京十所中学立即联合发表声明予以辟谣,这是应有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之外,也有必要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一些个人或机构泄露高考成绩的情况,为高考成绩排名和“状元”炒作推波助澜。

中高考是选拔性考试。选拔性考试的特点是,并不看考生的绝对分数进行选拔,而是看考生的相对名次。因此,这种选拔机制决定了考题难易并不直接与学生负担有关。考题偏难或偏易,都会降低学生整体的区分度,影响选拔的同时,带给考生更大的压力。

但从实际表现看,各方都在联手推波助澜。在与媒体的对话中,姜海洋的高烧烧到38℃“帮”了他的忙的偶然事件,反被一些媒体过度夸大、炒作,而姜海洋的父亲则直言不讳告诉记者,(全科满分)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孩子在之前的模拟或者其他的考试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单科满分的情况。”至于学校老师,更是搬出该生各项表现优异的事实来例证。似乎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全科拿满分是必然而非偶然。

客观标准化考试起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因为移民、留学生筛选和两次世界大战人才之需,使采用选择题为主的所谓客观考试选拔方式得以广泛使用。后来随着计算机阅卷评分的便利得到推广,以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开发的托福(课程)考试(TOEFL)为代表的语言类考试最为盛行。

“状元”本身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它早就是一个伪概念。它的存在,除了消费社会焦虑,强化应试思维,可谓毫无价值,也与现代教育思维格格不入。过去各种炒作手段层出不穷,诸如“状元”题库、“状元”作业本等,这都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会的唯成绩思维与排名焦虑,形成误导。不可否认,“状元”思维之所以在现实中仍根深蒂固,与当前高考招生以分数和成绩为主要依据仍有着密切关系,但即便如此,过于强调排名,无论是考生成绩排名,还是学校的平均分数排名,都只会继续助长唯分数的社会氛围,与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相悖逆。

在减负的声浪中,我国各地的中高考近年来有降低难度的趋势,学生平时的测试难度也随之降低。对于选拔性考试来说,应该做到难度适中,寄望通过降低考试难度来减负,并不科学。

把偶然说成必然其实是一种炒作,一种误导,也并不利于当下淡化分数的教育大环境的构建。从人才成长的角度说,中高考拿了高分、做了状元也只不过是在智力因素上领先一步,成长、成功路上更需要创造力以及“德”等非智力因素的支撑才能走得更远更长久。而这些都是状元们以及他们的父母、老师应清醒认识的,媒体也不应借机炒作,更不该添油加醋,进行误导。

我国引进这类考试题型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与1977年全面恢复高考几乎同步。随后选择题就像疯狂的外来物种一样迅速传播,上世纪80年代高考等各种英语(精品课)试题中就充斥大量的选择题,别的学科试题中也开始出现选择题型。

值得警惕的一种现象是,相较于炒作“状元”,各学校间的高考成绩排名,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而随着“状元”炒作禁令的逐步实施,一些机构和个体把“重心”逐步放到了学校间的排名上,这次所谓的“2018年北京高考理科平均分前十名学校”排名,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其他还有所谓高分段人数排名、名校录取率排名等,这些都是“状元”炒作思维的一种延伸。另外,严禁炒作高考“状元”,不仅高中校要做到令行禁止,各大学在录取宣传上也应该淡化唯成绩的倾向。往年就不乏一些高校将录取了多少“状元”或者是一个地方“前多少名”作为一种荣誉来标榜、宣传,这其实也是在变相炒作“状元”。

而通过提高难度来强化某一科目的教育,也无视了当前基础教育存在严重应试教育倾向的现实。因此,中高考数学考题难易程度的变化,并不会导致教的不考、考的不教,给校外培训留下空间的问题,学生参加培训的目的只是提高名次。培训市场的变化,取决于高考选择机制是否改革。在以名次选拔区分考生的评价体系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

对于任何考生来说,人生的成长都是一件马拉松式的长跑,能以什么样的姿态跑完全程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心态,对自己的清醒认识以及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程度。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评论员 线教平(执笔:张晓震)

选择题说是客观,其实选什么考点、用什么选项都是非常主观的。笔者认为,确实不是什么问题都是标准化问题,关键是,在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里盛行的选择题型,不是真正的标准化。

无论是考生个人成绩,还是学校在高考中的整体表现,有差距就会形成名次,这都是客观现实,也无须回避。但有意放大高考成绩的排名,甚至将排名直接等同于成绩,只会弱化社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关注,矮化教育的价值,增加高考的功利化氛围,也对学校与个人形成不公。特别是一些打着高考成绩排名噱头的做法,本身也只是为了蹭热点,趁机消费社会的焦虑,在目的和动机上就有问题,对此全社会都应该亮明态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社会对文科、理科在教育中的地位有很多讨论,有人认为文科被贬低,也有人意见恰恰相反,觉得理工科不被重视。对应这些观点,提高中高考语文分值的建议,就被认为是重视文科;提高数学难度的建议,就被认为是重视理工科。然而,这都没有抓准实质。文理科的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基础教育的唯分数论、应试教育倾向,这个问题不解决,文科和理科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而且,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看,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根本就不应该再分文理科,基础教育要取消文理分科,大学要推进通识教育。

中、高考试卷选择题比重过大

经过数年的政策纠偏,以及社会对于高考成绩排名理性认识程度提高,当前社会的“状元思维”“排名思维”有所缓和,这样的局面理应倍加呵护。在这样的节点上,尤其要警惕一些隐蔽或变相的做法卷土重来,吞噬既有的成果。同时,在考试制度和评价制度的优化以及素质教育的推进上,也应该继续发力,如此才能与严禁炒作成绩排名形成共振,合力提升社会对教育与考试的理性认知。

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深入推进中高考改革。比如,北京新中考改革,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中录取,在高考改革中,也探索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只有切实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把统一考试的功能从选拔转变为评价,才能让基础教育摆脱应试困境,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发展学生的兴趣、特长,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

笔者抽样统计了140余套全国省、市中考英语试题(2016年)和9套不同地区的全国高考英语试题(2016年)。在140余套中考英语试题里,平均下来,选择题77分,占试题总分的63%,83道小题中就有59道选择题。在9套全国高考英语试题(2016年)中,除了上海卷的选择题控制在41%的比例,其余8套试题中,平均下来,选择题占总分的68%,81道小题中选择题占了60道。同样是平均值,在9套高考文科综合卷中,选择题为140分,占总分的46.66%;9套高考理科综合卷中,选择题为126分,占总分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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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还抽样统计了34套省、市中考数学题,平均下来,总题数为25道,其中选择题数为10道,占总分的40%。在9套全国高考数学题中,平均下来,总题数22道,其中选择题数为9道,占总分的40%。

姓名:朱昌俊 工作单位:

在笔者抽样统计的24套省、市中考语文试题中,平均下来,总题数25道,选择题数为10道,占总分的28%。而在9套全国高考语文试题中,平均下来,总题数22道,选择题数为11道,占总分的22.66%。在中考、高考语文试题中,选择题虽多,占分不多。

从总体上看,中考和高考各科试题中选择题比重过大,高考总分750分,有320分为选择题,占比超四成,尤以中、高考英语试题中选择题最多。为什么命题者对选择题情有独钟?是不是我们把选择题使用多的考试误认为是客观标准化考试?是不是我们被误导了?

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数次专访上世纪80年代引进英语标准化考试的关键人之一——原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桂诗春教授。1995年正值英语标准化考试引进我国高考10年之际,桂诗春教授发表了《对标准化考试的一些反思》一文。他强调标准化考试并不等于选择题,标准化考试就是信度、效度和区分度较高的考试。桂诗春教授在文章中痛斥搞“题海战术”的应试教育,痛惜标准化考试被误读、误用。

尽管屡屡遭受质疑,但在随后几十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和中考、高考等英语考试中,所谓的客观选择题泛滥成灾。虽然自2014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题中已经大幅度削减选择题数量,高考英语试题全国卷也全部删除单项选择题,但现行中考、高考英语试题和其他学科试题中,其他各类选择题的比重仍然过大。

而标准化考试的代表——美国托福考试,分听、说、读、写四部分,每部分满分30分,总分120分。没有单项选择题,全部是基于语篇和对话独白的单选和多选题,说和写全部不用选择题。英国的GCSE和A-Level考试题及雅思(课程)试题中选择题占比很小。雅思总分36分,只有听力和阅读部分有选择题10分,占总分的27.78%。

选择题不是真正的标准化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选择题有什么不好?

选择题是第一代考试的代表题型。这种题型的主要优点就是可以用计算机阅卷评分,省时、省力、省钱,且答案唯一,但缺点却达30多个,因此饱受诟病。选择题最大的缺点就是效度较差,难以考查考生的真才实学和应用能力,这种仅限为对正误的辨认和判断猜测的题型,很难命制,常常支离破碎,既考查不出考生的真实学业水平,也考查不到考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

由于这种试题的错误信息(干扰项)输入大于正确信息(正确答案)的输入,常常误导学生,对平时教学的反拨作用较差,极易造成大面积考试抄袭作弊行为的发生。选择题是被用来考查离散性知识点,多为四选一或三选一,因为选项多,可以随时组合,似是而非,可以选来选去。命题都对题目和考点的确定并不客观,而是非常主观随意的。

有人讲,教育改革中凡是技术性的改革都成功了,这个技术性的代表就是标准化的选择题使用计算机评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大错特错,因为考试的主要目的是测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业成绩,而非评卷、阅卷、打分的便利。

也有学者指出,技术应用在测试上可能是个误导。是否能用这种考试测量和判断出学生的能力,这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实际上,即使在美国,各类计算机辅助的所谓标准化考试至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争议和质疑声从未间断。即使美国在一些领域试行“机考”,也要同时配备传统的笔试,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而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的考试选择题却采用的极少。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对所谓标准化考试的误解和滥用,引起中考、高考等大规模、高利害升学选拔考试的试题结构、题型和内容等固化、僵化和模式化。此“三化”必然导致师生平时教学中的训练、考评模仿和“拷贝”中考、高考等考试的题型和所谓的“真题”,甚至连学生的作业都“考试题化”了。

伪标准化考试扼杀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

有教学就有考评,考试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我们绝不能小觑考试的力量,我们要认识到伪标准化考试的模式化——模式化的考试和大量选择题的采用,使得一些师生选择走捷径:靠无休止的做题和猜题技巧,在短期而至的考试中尝到甜头,无心参与真正的教学改革。这种做法严重地扼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精神,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令人欣喜的是,招考改革已经被国家列入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教育部已在浙江、上海两地进行高考、中考试点改革。同时,各地启动了更大范围的考试与评价改革试验。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总结、反思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教育考试与评价的得失,应主要在考试的种类和考试的题型及内容上加强研讨,在稳中有变的大原则下,加大考试改革力度。

笔者建议,首先在中考、高考上有实质性的突破,提高现行考试命题质量。第一步就是必须大幅度地删减选择反应题型的数量,适当增加限制反应题型和开放性题型的份额,确保各类考试,特别是中考、高考的效度、信度和公平度。另外,必须集中中考和高考命题权。中考命题权大面积下放到地级市,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保证不了命题质量,还会滋生考试腐败。以中考英语学科试题为例,全国140余套试题的题型和内容上都是大同小异,甚至相互抄袭,根本没有“自主命题”的必要。

此外,笔者建议,我们应在探索考试政策和上一级学校招生录取方式改革的同时,吸取国外考试和评价的经验教训,特别要研究英美国家不同的考试系统的特色和命题技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类考试与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教育考试与评价改革的着力点还应该放在考试类型、考试题型、考试内容和科学应试复习教学的改革和创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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