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蔡继明代表

作者: 新闻中心  发布:2019-11-02

国家开发银行长期致力于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薄弱环节,以融资推动市场建设和规划先行。此次风险管理局的调研目的是针对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农地流转、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问题,广泛征集农地金融创新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中,双方就农地退出补偿机制,新型城镇化“人地挂钩”、“增减挂钩”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建议。整个座谈气氛热烈,双方都感到获益良多,并表示希望有机会进行进一步的深入交流。

8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举办“城镇化中的撤村并居与耕地保护”研讨会,国发院副院长、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代表课题组发布了国发院城镇化研究中心年度报告《城镇化中的撤村并居与耕地保护:进展、挑战与出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来自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土资源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的城镇化与土地制度研究专家与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内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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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当前最大的结构调整,也是最大的改革红利,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结合理论研究和商业实践等,与会专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高度重视顶层设计,真正理解“新型”所蕴含的深意,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突破阻碍发展的各类障碍;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要处理好中央、地方、农民、居民、企业等之间的复杂关系,要注重实现“人的城镇化”,推动政府和企业价值观的统一;要注重解决土地、财税和户籍等方面改革可能面临的挑战。

3月26日上午,国家开发银行风险管理局副局长臧国平等一行4人来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调研。土地管理系主任吕萍教授,张占录教授、黄燕芬教授、张跃松副教授、张正峰副教授与调研组成员进行了座谈。

北京大学的刘明兴教授认为,跨区的土地指标交易实质上是一种横向的转移支付,对中央财政集权冲击很大,从微观角度上看,将土地权利货币化,农民的土地利益预期增加,加大了基层的维稳压力。

激活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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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的李云若处长认为,土改应该从制度和体制改革上寻求出路,此外,由于土地制度改革牵涉利益主体众多,需要综合权衡利弊,将潜在的收益与风险都考虑进去。

蔡继明代表建议,解决农村闲置建设用地问题,应允许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农民之间实现,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民之间流转。

参加此次座谈会的还有: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詹志洁、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计划基建体改处副处长叶丙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副处长范庆洪等。

中国地质大学的吴克宁教授认为,通过增减挂钩统筹城乡土地利用,总体上是一个好的政策,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地的效果差异很大,新增耕地质量较低等问题突出。跨区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面临诸多政策以及体制难题。

蔡继明代表表示,当前建设用地在城乡之间的分布严重失衡,农村大量闲置建设用地亟待入市。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环科系教授、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戴星翼,社政学院教授、发展研究院国家建设中心主任任远,国务学院副教授、发展研究院学术服务中心主任张怡,国务学院副教授郑长忠,经济学院院长助理卢华等校内学者,以及“复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成员、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和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江赛等业界专家参加了此次调研座谈。调研座谈由发展研究院办公室主任陈寅章教授主持。

从撤村并居与农民集中居住的类型来看,一类是对单个行政村或其中的几个村民小组(或自然村)的整治从而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另一类是多村合并,几个行政村的农户拆除旧房,在划定的区域上修建新房,从而实现多村农户的集中居住。推动方式分为政府主导、村集体主导及企业主导三类。农民的新社区多为独栋或联排别墅,还有部分农户住进了多层或高层楼房。相较于楼房,绝大多数农民明显更偏好自由度更大的别墅,即使在上楼居住能获得更多补偿。新社区建设方式主要有统规统建、统规自建(及联建)。新社区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财政支出,此外,新社区建设中还吸收了社会资本投入,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搭建了社会资本流向农村的平台。

蔡继明代表建议,未来应将增减挂钩周转指标由各省区市及地级市根据相关政策,在确保国家基本农地数量和质量以及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在农民自愿的条件下,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自行决定和调整增减挂钩的规模和地区。

座谈中,陈冬副省长多次感谢复旦大学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表示通过此次座谈,了解到专家学者关于城镇化的理论和实践,对福建新型城镇化改造具有借鉴性的意义,他感谢专家学者提出的宝贵意见,热情邀请在座专家学者赴福建调研合作。

在研讨会的讨论部分,各位专家学者就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激烈的公共政策辩论。

蔡继明代表认为,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同步推进。随着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还要大量转移到城市中去。在这个过程中,农村每一户家庭拥有的土地规模能逐步扩大,达到规模经营的要求,城乡经济人口才能够大致平衡。同时,还要推动都市圈的建设,促进农民市民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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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体改司的张丽娜巡视员认为,土地制度不改革,会制约城镇化的发展与城乡要素的平等配置。其次,应该让土地问题回归常态,将其作为一种要素,而非求解所有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问题的万能钥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开展这一工作。

12月11日上午,福建省副省长陈冬率队赴复旦发展研究院,就“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展开调研座谈。座谈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发展研究院与陈副省长进行了会谈,就复旦与福建进一步推进合作等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

村庄整治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满足了农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需求;其次,可以缓解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制约,通过村庄整治可以节余出数额庞大的建设用地,又保障了耕地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从而保障了粮食安全;第三,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投入规模不经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一举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的局面,农民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撤村并居中,但也出现了缺乏公共参与,大规模、运动式的整村拆迁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以及不尊重农民意愿等问题。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张雪

复旦发展研究院作为复旦人文社会科学校级平台之一,恢复运行两年多以来,一直坚持交叉学科建设与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相结合,汇聚了来自复旦各个学科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长期对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复旦中国金融家俱乐部是发展研究院充分利用学校外事外联资源,集聚金融界和业界校友,定期组织各类沙龙论坛为国家和区域发展贡献智慧的精英平台。通过产学研相结合,复旦发展研究院提供了完善的平台,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服务。此次组织和参与福建省领导专题调研座谈,正是近期发展研究院主动为地方发展服务、为政府出谋划策的重要活动之一。发展研究院将充分利用好自身已有研究实力和资源,抓住“中国高校智库论坛”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落户研究院等契机,不断探索为各级政府进行战略谋划和决策咨询的方法渠道,不断向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智库的目标迈进。

国土部土地整治中心的贾文涛处长利用掌握的数据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城乡双扩造成的耕地双挤问题、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协调问题、增减挂钩的成本收益问题等进行了客观而详实的分析。土地整治涉及诸多利益主体,希望能从立法层面予以保障。

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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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认为,在我国当前建设用地管理体制下,工业和城市发展用地矛盾突出,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地方政府通过撤村并居、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并将其宅基地复垦农村建设用地复来增加耕地,其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的转移与交易,且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责任编辑:朱瑞

在总结既有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提出未来撤村并居与农村土地整治的政策组合:即未来应该如何规范各种土地发展权改革试验、建立能够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同时可以确保社会公正和农民财产权益的土地发展权市场的具体政策建议。我们认为,应该在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下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同时,培育以“增减挂钩结余指标”为内容的跨区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积极推动农地整理,培育以“折抵指标”为内容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也是未来中国在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同时实现有效耕地保护与城市建设用地合理扩张的关键改革举措。在农地整理基础上再进行确权,有利于解决农地细碎化问题,并进一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实现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同步推进。

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农村居民点在持续占用耕地的同时,却逐步出现了空心化、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农业生产也面临着原有耕地较为破碎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足与农业规模经营之间的尖锐矛盾,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反应是积极推动撤村并居与农地整理,但在推动过程中也出现了社会矛盾、投融资可持续性等多方面的问题。

3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蔡继明做客中国经济网在线访谈特别节目,介绍了与土地制度、乡村振兴等相关的议案和建议情况。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的陈剑波巡视员认为,当前土地利用过程中最严重的并不是土地利用指标问题,通过征地制度改革可以有效地切断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问题,征地制度改革可借鉴台湾的区段征收经验,寻求在项目区内的财务平衡。

乡村振兴如何实现产业兴旺,路径是什么?蔡继明代表表示,乡村最大的资源禀赋是农业资源。“产业兴旺就是利用农村现有的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他说,发展农业仍然要回归到土地上,加快土地流转,扩大土地规模经营,让土地的价值在流转当中体现出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刘守英研究员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但是可能还存在一个过渡带,很多农民进城难以一步到位进入县城以上的城市定居,有再次返乡的可能,从传统村庄向现代城市转型过程中,村庄的重构问题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其次,在这一政策体系下,谁来种地成为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第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些村庄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也有产业发展,通过这一政策工具进行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是有些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在没有产业发展的情况下,为利用土地指标建设城市,把农民搬走,同时造产业,给农民造房子,衍生出一系列问题。用指标的方式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隐患很大。

“农村大量建设用地处于低效利用中,一户多宅和‘空心村’现象普遍,而城市的住宅用地很紧张。当前亟需将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优化配置到城市。”蔡继明代表说。

课题组特别介绍了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农地整理并轨的浙江模式,并比较了浙江模式与现有撤村并居政策的优劣。在浙江省的政策体系中,创造性地引入了“三合一”的整套市场机制,全面实现了土地发展权三个互补性要素土地规划和计划指标、基本农田保护、占补平衡的全方位跨区域市场化交易。其次,浙江省将这一套系统性制度,通过省人大立法、省政府规章等途径正式规范起来,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效率较高的土地发展权交易市场。“浙江模式”同时还建立起一套总体上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

目前,城市周边的农地有巨大的增值空间,但没有建设用地指标,偏远农村地区虽然有建设用地指标,但没有增值空间。对此,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将农村分散闲置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把相应的建设用地指标平移到城市周边的农村。

国土部土地利用司窦敬丽副司长认为,关于增减挂钩,社会上的认识还存在较大的分歧,土地制度改革牵涉到多个部委,推进过程中要慎之又慎。在撤村并居过程中,大部分村庄仍应以原地改造为主。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问题事关城镇化的质量以及社会的稳定,需要更多的公共政策辩论推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共同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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